李庄案证人不出庭，法院应当如何判？

我国对刑案证人出庭制度缺乏完善的保障和约束机制，不能有效约束证人出庭，此乃立法漏洞，亦违背直公认的人权准则（见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第十四条第三款之【戊】）。但即使就现有法律规定而言，证人不出庭，法院就无办法了吗？首先为了全面起见，本人先引用相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、最高院司法解释，方便大家分析：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47条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、被害人和被告人、辩护人双方讯问、质证，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，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，应当依法处理。　　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48条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，都有作证的义务。生理上、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，不能辨别是非、不能正确表达的人，不能作证人。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57条：公诉人、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，让当事人辩认，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、鉴定人的鉴定结论、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，应当当庭宣读。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、当事人和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的意见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58条：
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、辨认、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，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。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，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、被害人和被告人、辩护人等双方询问、质证，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，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；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，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。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时，应当依法处理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141条：
证人应当出庭作证。
符合下列情形，经人民法院准许的，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：
（一）未成年人；
（二）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；
（三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；
（四）有其他原因的。

对上述法律、司法解释完整、系统地理解，可分析出如下结论：

1、 无论诉讼法还是司法解释，都以证人出庭为优先，以不出庭作证为例外。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57条，《最高院解释》第58条，中所指：“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”，是符合《最高院解释》第141条第二款的条件下，经法院准许不出庭的例外。决定权在法院而非公诉人。

2、 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，规定了相应事由，如未成年人、如患严重疾病等。至于《最高院解释》第141条第二款第（四）项“有其他原因的” 之开发性条款，不等于可随意解释，而应比照该条第二款第1、2、3项，对其他原因作出限定，即“客观上确实无法到庭的合理原因” 。并且，无论以《最高院解释》第141条何种原因不到庭，都必须“经人民法院准许”。

3、 证人出庭是义务，而非自由。虽当前法律尚无强制手段，但证人未经人民法院准许，无客观上无法到庭的合理原因 ，不到庭作证，其证言则依据刑诉法第47条，不作为定案的根据。




现在结合李庄案，8个控方证人，1个称病，7个经法庭传唤不愿意出庭。做分析如下：

1、 重庆市江北区法院向8个证人均发了出庭通知书，由此可推断，这8个证人不出庭均未经法院准许。

2、 称病者有无向法庭提供身患严重疾病之证明？若无，亦不符合《最高院解释》第141条第二款第（二）项。

3、 其他7名证人所称“不愿到庭” 不是客观合理的原因，不符合《最高院解释》第141条第二款第（四）项“有其他原因的” ，且北江法院没有准许这一原因，仍通知其出庭。

4、 综上应援引《刑事诉讼法》第47条，对这些证人证言不予采纳。若法院考虑到本案的重大影响，可以先行休庭，告知公诉人另行组织证据，包括动员上述证人重新考虑出庭。